六角钢管厂家对于香港暴乱的影响

一、香港“反华暴乱”全景回放

2019年6月12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特区立法会大楼所在的金钟地区，有人再度掀起了暴乱。

根据现有披露出来的信息看，这次暴乱表面上的起因，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简称《逃犯条例》）加以修订。

修订该《逃犯条例》的目的，是为使之不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相关法律继续构成冲突。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下辖的一个省级高度自治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治下的一个省级地方自治单位，特区政府这样做，本属合情合理、无可厚非。

但是在香港，却有人借此大做文章，裹挟大量不明真相的香港市民和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以袭击香港特区警察、包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围困香港警察总部等行为，公开地挑起新一轮的暴乱。

这场大规模的暴乱，不仅严重地破坏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稳定及其对外形象，而且危害到了香港七百万市民和平、安宁的正常生活。更加严重的是，这场暴乱是在公然挑衅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的底线和意志。因而，它必将引发包括全体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将士、中国人民公安各级干警等在内的全中国十四亿人民群众的巨大愤怒！

二、香港“反华暴乱”孽生原因

根据中外媒体的披露，此次香港暴乱的幕后黑手，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势力，特别是美国！

香港回归以后，我们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历史错误，因而导致了严重的历史后果，直至发生“反华暴乱”。

这些历史性错误有：

第一、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以后，由于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身的重大历史失误，既没有立即及时地在回归后的香港开展彻底、全面地去殖民地化的工作。

第二、没有在香港回归后，及时地收回教育权和司法权。

第三、英国原驻香港末任殖民统治当局为了阻碍香港政权回归的和平交接暨与中国政府相对抗，而炮制和匆忙在香港推出的所谓“民主化改革”方案所遗留的破坏性影响，导致回归以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俨然像是中国内部地位高于而非至少平等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内陆各省区的一个半自治国家性质的政权实体。

国家承诺在“一国两制”前提之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香港的所谓“反对派”或者“反建制派”、“港独”势力等，却故意只强调“两制”而无视“一中”的首要关键原则。

多年来，在其背后的西方国家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屡屡在香港兴风作浪，挑动对立，掀起对抗，分裂乱港，形成了香港地区一股恶劣的政治生态。

与此同时，由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特殊地位，以及香港在回归中国后，去殖民地化的工作没有及时跟进，导致香港在行政、司法、教育等各个方面和环节，仍然保有旧时英国治下旧殖民地时期的环境与诸多特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无法完全控制香港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司法和意识形态领域。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规范经济基础了。

比如，香港回归迄今已经二十二年了。而在今天的香港，“维多利亚湾”仍叫“维多利亚湾”；“麦理浩道”还是“麦理浩道”。香港的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教育体制、学校教材等等，我们一项都未触及。

在香港《基本法》中，极为重要的第二十三条在香港居然无法获得通过。而这一条的内容是：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放眼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国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以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等为内容的基本国民教育。但是在香港，中国的国民教育教材居然也无法实施！

可以说，每一个被殖民统治过的国家或地区，在其获得独立和解放后，都必须进行的“去殖民化”工作，我们在香港却基本没有做！

又比如，香港高等法院的大法官，迄今仍然多为英国人。而这些“法官”们本身或为港独分裂分子，或是受到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指使。

他们利用所掌控的香港高级司法权限，一方面，放纵甚至教唆港独分子发动暴动；另一方面，又对香港的警察进行法律迫害。在2014年9～12月发生的所谓香港“占领中环”事件中，这些英国籍的“法官”不仅悍然宣判在事件中伤害警察的暴徒“无罪”，而且反过来“判处”依法执法的警察“有罪”！

迄今为止，香港仍然堪称为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国际司法管辖孤岛之一。这里不仅仍然是国际逃犯的“避难天堂”，而且与其作为英国殖民地时期一样，现在的香港依然是所谓的“国际情报自由港”和“国际情报活动中心”。

不仅如此，香港“占中”事件还暴露出香港政府没有应对紧急状态的必要权力。这直接导致特区政府在面临出现非常情况时，没有非常的手段可资利用。而这进而导致特区政府无法有效地掌控局面，控制形势，而必然在被动中陷于困境。因此，跳出香港现有的司法程序，统一上层建筑，势必成为香港特区政府的当务之急。其重点包括并且不限于：在香港实行戒严；开除、逮捕、驱逐拒绝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合作的外籍法官；逮捕、审判街头暴乱的组织者；逮捕、驱逐插手香港事务的境外势力的情报人员等。

在上层建筑得以统一的基础上，逐步改变原来的经济基础，跳出现有的恶性循环，逐步改善香港民生，发展经济，香港才可能拥有繁荣稳定、长治久安的未来。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构建中也存在着问题。

《基本法》所确立的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结构，使得中国中央政府很难直接介入香港的社会政策制订和执行过程。有人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北京在1997年以来，充当了香港内部结构性矛盾的真正制造者与受益者‘替罪羊’。香港最主要的结构性矛盾，是极少数大商人控制了香港的经济命脉。通过房地产绑架本地中产阶级，并以其庞大的经济势力，利诱并俘获了香港的不少地方政治人物。”

由于回归以后，中国中央政府能够介入香港的事务十分有限，尤其无法在香港开展群众路线，进行广泛的群众动员。因此，大体上是在运用“统一战线”工作的方法，吸收香港资本家进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团结香港社会中的商界领袖和专业精英。而这种自缚手脚的政策及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回归后的香港，延续着殖民地时代的社会、经济政策。在发展水平相若的地区均已迈向福利社会的时代，仍然延续着资本主义阶段的自由放任理念，着重保守经济社会竞争的结果，而对确保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条件殊少着力。

香港社会政策和法律中体现的理念，仍然是“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她）们品格上有问题”。在香港的法律中，“不存在所谓福利权”。1993年才开始建立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被设计得带有“惩罚性”，其保障范围和幅度被设置得尽可能小，目的是“尽可能令人难受”。在香港，这些为数不少的穷人，目前也很容易被“反建制”势力所利用，而将满腔的怨气投向特别行政区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

从治港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方面来看，“港人治港”也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在现在的香港精英中，很少有人在中国内地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在香港精英中，对于内地的政治、经济或法律有深入了解的人才不多。这与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当下地位严重不符。

在殖民地时代，香港的管治精英大多来自英国，在英国的顶尖大学接受过完整的教育，并且在英国本土或殖民地公务员系统中工作和接受培训。香港回归中国后，由于对“两制”的过分强调，“内地背景”、“内地教育”、“内地工作经验”，反而成了有意从政的香港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所谓“负资产”，而这对于实现国家的整合是非常不利的。

为了改变香港的这种表面上回归，实际仍游离的非正常状态，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决心通过修订《逃犯条例》，从司法领域入手，逐步堵上香港的法律漏洞，理顺国家与香港地区之间的司法关联性，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其人民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目前香港的《逃犯条例》中所存在的法律漏洞，使得各国的情报机构和组织以及情报人员、情报贩子等，可以方便地在这里开展情报活动。他们一旦在香港出事被抓，并被以“间谍罪”等罪名提起指控，有可能会被引渡到已经与香港签署有引渡条约的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是西方的，其中并不包括中国内地、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内。

同时，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没有在回归以后及时开展去殖民化的工作，因此，香港现在的司法系统，实际仍然是原殖民地时期英国式的司法系统。在这方面，香港的法律部门没有积极地向内地借鉴放学习，过渡、建立起中国本土式的特别行政区司法体系。

而这种局面，导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情报机构，在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仍然具有某种“天然”的外交优势。因为其他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关系不睦的国家的在港谍报人员一旦在香港被捕，由于香港现存的法律漏洞，他们不能被引渡交给中国内地，而只能被引渡给英、美等西方国家，这无疑偏向和有利于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等西方国家的在港情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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